有了《支那文明史》这样的著作，拉克伯里学说不仅在日本得以传扬，而且很快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知。在这方面，既有《支那文明史》中文译本所发挥的作用，又有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学者的介绍与评价所起的作用。
1903年，《支那文明史》被上海竞化书局译为中文出版。中译本基本是忠实于日文原著的，只是在极个别之处略有不同，如上文提及的日文原著中“文字及文学”一节以图示方式比较《易经》的八卦图与刚刚解读成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说明两者的类似性，而中译本就未将此图例照搬过来，［9］原因不详。
也是在1903年，蒋智由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其中的一节《中国人种西来之说》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拉克伯里学说。他首先说：“研求中国民族从亚洲西方而来之证据，其言之崭新而惊辟者，莫若千八百九十四年出版之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所著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其所引皆据亚洲西方古史与中国有同一之点，于此得窥见中国民族之西来，于西方尚留其痕迹，而为霾没之太古时代，放一线之光。”接着他以精练的文字对拉氏书中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观点予以概括，从行文和所附图例来看，其表述主要取自日文本《支那文明史》一书。［10］
几乎与蒋智由同时或稍后，刘师培对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也进行介绍并表示认同，其主张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粹派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从1903年到1906年，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攘书》、《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思祖国篇》、《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论著中皆征引和阐发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他的主张有一扩展过程，从认同帕米尔——昆仑山说到信从巴比伦说。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民族志》、《攘书》中，他认为“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故汉族初兴，亦大抵由西方迁入。”⑥“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昆仑即帕米尔高原……），实为巴科民族所发迹（西书称中国民族为巴科族，即盘古一音之转，古盘字读若般，如公输般或作盘之类，巴般之音尤近）。”［11］在19051906年发表的《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著作中，他又进而提倡巴比伦说，认为：“神州民族，兴于迦克底亚。《史记·封禅书》曰 ‘泰帝兴，神鼎一’，《淮南子》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泰帝泰古者，即迦克底之转音也。厥后逾越昆仑，经过大夏，自西徂东，以卜宅神州之沃壤，皙种人民称为巴枯逊族。巴枯逊者，盘古之转音，亦即百姓之转音也。”［12］ “西人之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民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为巴枯一音之转。盖盘古为中国首出之君，即以种名为君名耳。……据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谓：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庇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又谓：学术、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庇伦迦克底亚相同。所引者共数十事，今不具引，其确否亦不得而定。然拉氏为法国考古大家，则所言必非无据，按以中国古籍，亦多相合，而人种西来之说，确证尤多。”⑦从这些论述来看，刘师培在认同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的同时，运用己所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中国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对之加以印证，从而使得该主张更具说服力。当然，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深入过程，他虽以“盘古”之转音“巴科”、“巴枯逊”、“巴枯”作为西来说的基本论据，但显然这西来之处有帕米尔——昆仑山与巴比伦之别，而其最终认可巴比伦说，则是因服膺拉克伯里学说所致。
在蒋智由、刘师培等人热衷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氛围下，章太炎也加入了讨论的阵营。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序种姓》篇中，他指出：“方夏之族，自科派利（按即拉克伯里）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按即巴比伦之地）；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13］（P 173）他且运用自身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古史修养，寻求一系列佐证进一步论证该说，如认为：“宗国加尔特亚者，盖古所谓葛天，（《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古今人表》，大皡氏后十九代，其一曰葛天氏。《御览》七十八引《遁甲开山图》，女娲氏没后有十五代，皆袭庖犧之号，其一曰葛天氏。案自大皞以下诸氏，皆加尔特亚君长东来者，而一代独得其名，上古称号不齐之故。其实葛天为国名，历代所公。加尔特亚者，尔、亚皆余音，中国语简去之，遂曰加特，亦曰葛天。）”“萨尔宫者，神农也，（或称萨尔宫为神农，古对音正合。）促其音曰石耳。（《御览》七十八引《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名石耳，号皇神农。）先萨尔宫有福巴夫者，伏戏也；后萨尔宫有尼科黄特者，黄帝也。其教授文字称苍格者，苍颉也。……东来也，横渡昆仑。昆仑者，译言华（俗字花）。土也，故建国曰华。”［13］（P 176）可见，章太炎对拉克伯里学说不仅持认同立场，而且与刘师培一样，也是运用自身的国学素养进一步强化该说，使之更为学术化和中国化，从而更易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不仅如此，由于刘师培、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国粹派领袖，在当时的学术界极有影响，他们认同和宣扬拉克伯里学说这一现象本身，就会令得该说在中国进一步为人尊信。
除了这些学者外，当时的一些著名革命党人也认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陶成章和宋教仁。⑧在撰于1904年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里，陶成章节录了《支那文明史》中介绍拉克伯里学说的部分内容，并用中国典籍进一步予以佐证。他指出：“据拉克伯里氏谓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入宅于中原，其说之果是与否，虽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西亚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14］从这段话来看，他对拉克伯里学说并未全然确信，但相信中国人种自西而来，拉克伯里学说至少强化了他的这一信念。他与蒋智由交往甚密，《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由蒋智由撰序，书中一些内容也是引自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可见蒋氏对其人种观念颇有影响。
宋教仁也在1905、1906年左右提倡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在《汉族侵略史·叙例》里，他曾指出：“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15］在1906年的个人日记中，他又提及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并以上古语言文字为证，说“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各国或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中国古史载三皇时代之天干、地支之名号，或有二字者，或有三字者，而且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 ‘般若’、‘苦提’等语，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16］但他对拉克伯里学说似乎还未确信，如评说《中国人种考》时，认为其“不免失之支蔓”，“至其主张汉族西来之说中，黄帝系迦勒底帝廓特柰亨台与否之问题，汉族系丢那尼安族与否之问题，神农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朝之沙公与否之问题，则犹无确切之解释也。”⑨
综观拉克伯里学说在清季的流传情况，可以看出，该说是经日本学者中转而为中国学者所了解的，它最为刘师培、章太炎等国粹派学者所认同，与刘、章等关系密切的革命党人也受到一定影响。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自身的取舍。⑩应该承认，拉克伯里学说入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对这一现象本身，以及其所蕴涵的多方面意义，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